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978年1.72億增長到2019年8.48億，城鎮化率從17.92%提高到60.6%，堪稱“奇跡”。

不過，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市民化嚴重滯后于城鎮化。如何讓龐大的流動人口真正成為城市市民，已成各界關注焦點。

截至2019年，我國共有2.36億流動人口，其中超70%是農民工。他們大部分在環衛、建筑、快遞物流、餐飲等服務行業工作，屬于低收入群體。為了節省生活成本，城中村、群租房、臨建工棚等成為這類人群的主要居住地。

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讓流動人口住得更有尊嚴，也成為諸多城市發力的重點。

最近，城叔注意到這樣一條消息：杭州又一批藍領公寓開始招租，每床租金最低僅100元/月。

所謂“藍領公寓”，是杭州專門為外來務工人員建設的臨時性租賃用房，一般比周圍市場價低20%左右。從2018年開始，杭州計劃3年內推出4萬套藍領公寓，與現有公租房、廉租房等一起，形成更加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

我國城鎮化進程仍在持續，對許多城市而言，這一“杭州模式”有沒有借鑒意義？我們離真正解決流動人口住房問題，還有多遠？

杭州模式

2019年末，杭州常住人口較上年末增55.4萬人；

2018年末，杭州常住人口較上年末增33.8萬人；

2017年末，杭州常住人口較上年末增28萬人。

站在互聯網之城“風口”，近年來，杭州人口吸引力強勁， 2019年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大關。與此同時，早在2017年底，杭州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就已達616萬人，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保障難度可想而知。

從另一面來看，杭州第三產業占比已超66%。無疑，這是一座依靠服務業發展的城市。而服務業高度依賴于人，從事基礎性服務業的人群，許多正是面臨住房困難的流動人口。

2017年，杭州被列入全國首批12個住房租賃試點城市。同年，住建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在這樣的背景下，杭州迅速推出專門面向低收入流動人口的“藍領公寓”。

“……可結合本轄區內藍領公寓籌建情況及物業、餐飲、保潔、保安等服務性行業的實際，統籌確定藍領公寓申報要求和范圍……”2018年5月出臺的杭州《藍領公寓（臨時租賃住房）租賃管理辦法》指出。

公開信息顯示，藍領公寓主要是通過舊房未拆的建筑改建、短期閑置土地新建、還有存量房源收儲改造等方式籌建，諸多服務業企業外來務工人員，尤其物業、餐飲、保潔、保安等四大行業，正是藍領公寓的主要服務對象。

“要安心工作，真的離不開那一張床鋪。”就城市而言，為職工解決住宿問題，是協助企業解決人員流動過快難題的重要措施，也有利于杭州保障基礎性服務業供給。

為此，杭州非常重視藍領公寓建設，而非隨便“走個過場”。

上文提到的杭州《藍領公寓（臨時租賃住房）租賃管理辦法》，是地方政府以“藍領公寓”名義發布的第一份正式文件。2018年，藍領公寓也被列為杭州全力打好的新“六場硬仗”中的重要工作。

統計顯示，截至今年4月，杭州共籌集藍領公寓項目91個，房源35427套（間），距離2020年末4萬間的目標已不算遠。

在管理方面，杭州還在市住房租賃監管平臺上開發建設藍領公寓管理系統，為后續全市藍領公寓“一張網”“一盤棋”運營管理做準備。

藍領公寓

杭州此舉，可以多大程度緩解外來務工人員租房困難？

在清華大學城市規劃系教授田莉看來，藍領公寓是一種有益的探索，但在動輒以數百萬計的流動人口面前，不過是“杯水車薪”。

四萬套藍領公寓，可謂用“真金白銀”彰顯出一座城市的誠意，但也是一份需激烈競爭的“粥”。也因此，領取這份“粥”的門檻并不低。

據《藍領公寓（臨時租賃住房）租賃管理辦法》：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為非杭州市區戶籍，且申請人持有公安機關簽發的有效期內的《浙江省居住證》或《浙江省臨時居住證》；申請人與用人單位簽訂一定年限的勞動合同，并正常繳納社會保險金。

以上兩點，許多“打零工”的流動人口并無法滿足條件。

同時，藍領公寓并非直接租給個人，而是由用人企業提出申請。除了對租賃者本人有要求，一些行政區也對用人企業資質設定了門檻。

例如，杭州首個開展租賃的項目——王馬里藍領公寓，其要求申報單位為“下城區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物業、餐飲、保潔、保安等服務性行業的單位，營業注冊地址、經營場所及納稅地均在下城區，且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注冊資金不少于人民幣100萬元。”如此，更多小微企業也將出局。

“杭州此舉更多是配合產業發展、招商引資。”田莉認為，這類藍領公寓誕生的考量在于，以前城市的關注點主要在發展產業，不太關注人居問題；慢慢地，各個城市開始意識到，產業發展同時也要把配套的員工住房問題解決好，這樣才能更好地招商引資。

實際上，在許多高房價城市，類似做法不少。例如，同樣是在2018年，蘇州相城區黃埭高新區首個“藍領公寓”正式面向轄區企業交付使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也明確提到：

“黃埭高新區全力打造產城融合示范區，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內外企業和優秀人才前來投資創業……積極推進人才優居工程，建設藍領公寓和新建、改建人才公寓及白領公寓等，滿足高端人才、中層管理人員、技術員工等不同人群的生活需求。”

田莉提到，還有城市將公租房定點出租給重點企業。這些類似措施，其實主要是針對企業的一種扶持性政策，而并非著眼于普通流動人口。

落地生根

“目前為止，各城市還沒有真正放開給普遍外來務工人員的租賃補貼或租賃住房。”田莉談到。

目前，各類人才公寓、藍領公寓都設有不少門檻，而公租房則主要為戶籍人口（一般最多放寬至持有居住證的市民）提供服務。

《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進城農民工中，租賃公租房的僅占1.3%，自購保障性住房的也只有1.6%。大量流動人口面臨租房貴、租房難。

“這些大城市所面臨的住房問題，通過政府公租房或者補貼來解決問題，也不現實。”田莉說，放開市場才是重中之重，在發展更廣闊的租賃市場方面，還有許多需要做的事。

2017年被視為“租購并舉”元年。城市政策風向的變動，促使一些市場主體開始瞄準“藍領公寓”。在長租公寓業內人士看來，藍領公寓四人間、六人間等化整為零的出租模式，其坪效（一種效益指標，于長租公寓而言即每平方米能夠獲得更高的租金）要比白領公寓更高。

不過，這個新市場仍在發展初期，政策尚待完善，行業標準欠缺，大城市地價高、租售比低的客觀條件，也限制著更多市場主體的熱情，考驗其運營能力。

在田莉看來，對于一些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租賃住房，城市管理者在劃出基本底線要求后，不應有過多、過高限制，以此降低企業不必要的成本。

例如，目前租賃住房尚未有配套的規劃設計標準，最后審批時許多項目需要參考商品房的標準。而我國商品房普通住宅標準較高，包括住宅主采光面居室的滿窗日照時數、停車位配置比例等等，其中有的需求是針對普通家庭的，與租客并不完全匹配。

“我們遇到很多案例，過高的規劃設計標準導致開發成本大幅上漲。比如北京有一個租賃項目，要求按1比0.5的停車位進行配置，這塊地面積不大，如此配置停車位使項目造價增加數千萬元，項目也因為這一爭議耽誤了較長時間。”田莉說。

與此同時，對于容納低收入流動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非正規住房，怎樣通過改造整治提升、保留它的居住功能，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曾追蹤研究城中村數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城鄉發展規劃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葉裕民就曾指出，客觀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每個城中村更新方案，都在把流動人口往外驅趕。

在住房供給需求矛盾較大、大城市土地供應緊張的背景下，田莉認為，“城市需要想辦法增加供給，盡量避免各種限制”。

如何真正讓外來務工人員“落地生根”，無疑是當下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共同問題。